|
|
|
|
 |
| |
 中国人参原出上党和辽东
关于我国人参主产区，由于历史久远，在文献中有着多种多样的记载。我国第一部本草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对人参主产区仅以“出山谷”加以概括。
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对“参”字的演变有详细记述。该书完成于安帝建光元年（121），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字书之一。在此书“薓”字之下谓：“薓，人薓，药草，出上党”。这是文献中对人参主产上党的最早记载。
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456～536）撰写的医药学专著《本草经集注》中，对人参的记载为：“人参微温，无毒……一名神草，一名人微，一名土精，一名血参，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及辽东”。陶氏是历史上著名的本草学家，在其著作中，对每味中药的产地、鉴别、加工、贮藏、配伍。禁忌及附方等都有专门记述。该书明确记载，中国人参“生上党及辽东”，从人参史角度而言，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是极为重要的。
上党，即上党郡。战国时期由韩、赵各置一郡，以后韩郡并入赵，直至秦代，这一设置仍然存在。上党郡的郡址设在壶关（今山西长治市北），至西汉迁到长子（今山西长子西）。上党郡所辖区域相当于现在山西省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这一地区在南北朝时期改称潞州。
潞州，在南北朝之北周宣政元年（578）设置，州址在襄垣；隋朝开皇时移到壶关。及至唐朝，州址移到上党（今长治），再次称为上党郡。管辖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长治、武乡、襄垣、沁县、黎城、屯留、平顺、长子、壶关及河北省涉县一带。至宋朝崇宁将潞州上升为府，称为隆德府。到了金代，又恢复潞州之称。明代嘉靖年间再度升为府，又称为潞安府。
由于历史上先有上党郡，后将其改称潞州，在朝代更迭中，其州名、州址及管辖区域等又几经变迁，故在历史文献（特别是非历史、地理文献）上，对上党、潞按一地异名相待。在这个地区所产的人参，结合产地命名，便有历史上的“上党人参”（“上党参”）、“潞州人参”（“潞州参”）之称。其中，以“上党”命名者，在文献中较为多见。后世不识本草知识与历史地名更迭者，无视我国应用人参久远的历史，轻言上党人参（上党参）即指现代所称桔梗科植物党参的根，且被国外某些学人所引用，并妄加臆断，借以否定中国应用人参的历史。对此，应当予以澄清（宋承吉，1984）。
辽东，战国时代燕国之郡名，郡址设在襄平（今辽阳市）。东汉安帝时“分成辽东。辽西两郡，由辽东属国都尉管理，治所设在昌黎（今义县），辖区相当于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带。西晋时代，辽东又改称辽国。十六国的后燕末期入高句丽北燕时又设置辽东郡，辖境相当于今辽宁省西部。
显然，古代所称的辽东和辽东参（辽参），与清代以后对产于长白山区的人参偶称其为“辽东人参”的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
宋代唐慎微所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在人参项下引录陶弘景关于人参的注释：“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百济今臣属高丽，高丽所献兼有两种，止应择取之尔。实用并不及上党者，其为药切要，亦与甘草同功，而易蛀蚛。惟内器中密封头，可经年不坏。人参生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色，高丽人作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明，欲来求我，椴树相寻。’椴树叶似桐甚大，阴广，则多生阴地，采作甚有法。今近山亦有，但作之不好。”
《太平御览》记载：“慕容皝与顾和书曰：“今致人参十斤。”慕容皝（297～348）是前燕国国君，鲜卑族。前燕国是在辽河流域建立的部落国家，慕容皝在位时，不断扩大领土，招徕流亡农民耕种，成为现东北地区强大的割据政权，后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前燕与晋朝在维持良好关系期间，慕容皝曾向晋朝尚书令顾和赠送人参。这段历史记载足以反映出：当时燕国统辖区域与辽东参产区相当，所赠者即为“辽东人参”（简称“辽东参”或“辽参”）。这与陶弘景所记载的人参主产区完全一致，此是入参“生上党及辽东”的又一佐证。
从《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收载的陶弘景对人参的注释，可以看出，陶氏对人参的分布区域、原植物特证、生态环境。质量和收藏方法，都有非常准确的认识。在1400多年以前，我国所用人参已不只是产于上党者；应当特别强调指出，历史上辽东（现辽宁省的西部）产的人参在药用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自《神农本草经》问世，至陶弘景编撰《本草经集注》，其间历经六七百年，关于我国人参主产区已经十分明确，上党人参和辽东人参分别分布在相当于现今的山西省南部和辽宁省的西部地区。
唐代中国人参主产于太行山、燕山绵延地区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的全盛时期。许多外域出产的药物大量引入，新发现和应用的中药大增，原有的本草著作已远远不能满足医药下业发展的需要，有识之士深感应当修改。充实已有的本草著作。唐朝显庆二年（657），由苏敬（即苏恭）向朝廷上书，提出重新编修本草的建议。经朝廷采纳后，组织当时著名的医药学家和官员共22人，以朝廷名义“上禀神规，下询众议，普颁天下，应求药物。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遂乃详探秘要，博宗方术”。于是全力以赴地编写具有国家级水平的《新修本草》（即《唐本草》）。而且，采取非常严谨的编写方法，“考其同异，择其去取，铅翰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实现了“征天卜郡县所出药物，并图书之”的目标。历经两年，于显庆四年（659）完成，使《新修本草》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应用价值达到空前水平，直至现在，国内外公认该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其中对于我国人参的主产区有极
为准确的记载，除历代记述的人参“出上党及辽东”以外，还明确指出：“今潞州、平州、泽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并出，盖以其山连亘相接，故皆有之也。”
将唐朝行政区划、地名与现代地图相对照，明确各州的位置，可绘出唐代人参主产区图（宋承吉，1986）。各州相当于现代的辖区是：
潞州：参见前述“自古中国人参出上党和辽东”有关内容。
平州：唐代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长城以南地区。
泽州：唐代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东南部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陵川等县。
易州：唐代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内长城以南，安新、满城以北，南拒马河以西。
檀州：唐代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密云县一带。
箕州：唐代先后更名为仪州、辽州，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左权、和顺、榆社等县。
幽州：唐代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及所辖的通县、房山、大兴和天津市武清，河北省水清、廊坊等地。
唐代我国人参主产区分布在中条山以北，管涔山和吕梁山以东，大马群山以南，在太行山、太岳山、五台山、军都山、燕山绵延地区。以现代行政区划而论，唐代人参主产区分布在相当于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以及河北省西部和北部地区。
宋代中国人参主产区向我国东部扩展
我国历史上的古国名、朝代名、国号称“宋”者，共有五个，通常人们所熟知的宋代，是指公元960年赵匡胤（宋太祖）所建之国号，史称北宋。宋建国之初，其疆域很大。只是北部有辽的兴起、扩张、则渐形萎缩，北疆以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界。显然，北部燕山山脉、辽东、辽西等历史上的人参主产区被辽所占，宋则不能自主地采集应用这一地区的人参。根据《本草图经》（即《图经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名著记载，宋代我国人参主产区较唐代向东扩大，伸展到黄河以东地带，一直绵延至秦山山区。即我国宋代人参主产区分布在相当于现代的山西、河北、山东地区。从总体上看，宋代人参主产区范围大体上与唐代相近，并向东部扩展。根据医籍和本草著作记载，宋代应用人参情况仍然居高不下（处于持续期）；从组方水平分析，可以超过唐代，对人参的需求量有增无减。为解决人参药源问题，宋代还大力发展陆上和海上的人参贸易。此时人参的进口渠道，陆路是边境民族间的榷场互市，海外则靠港口贸易。
与宋朝并立，在东北地区有辽（其国号曾两度称为“契丹”）兴起。据《契丹国志》卷二二《四至邻国地理远近》记载：“次东南至五节度熟女真诸部共一万余户。……所产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并系契丹枢密院所营，差契丹或渤海人充节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余里，东西四百余里。西北至东京五百里。”女真史载之“东京”，即今之辽阳。所述数百里的所在范围为今鸭绿江流域，史称鸭绿江女真或五节度女真（参见孙进己等《女真史》，1987）。显然，五节度熟女真诸部一万余户分布的地区是长白山南系的山区。女真人采集的人参与宋朝开展物一物交换，进行原始的贸易活动。因而，宋代已经在间接地开发和利用长白山区主产的人参资源。
随着北方金的兴起，宋与金的人参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其后，1125年金灭辽，并大举南侵，1226年灭北宋。退到南方的宋代势力继续维持其统治地位，史称南宋。此时的人参主产区全部丢失，南宋所需人参主要依靠海路，由当时的高丽进口人参。
元代统治者虽然可使其疆域空前扩大，历史上的人参主产区也包容在其国土之内，但是由于残酷的民族压迫和不停息的征战，使元代的经济和医药事业发展处于历史的低谷期。
明代中国人参主产区明显北移
明代初年，其疆域很大，东北达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北到外兴安岭以北地区；其后退缩到辽河流域。李时珍（1518～1593）在《本草纲目》中非常重视“人参生上党及辽东”的论点，在人参附方中，有三处出现“上党人参”之名，其一为《李绛兵部手集方》，治反胃呕吐，饮食入口即吐，困弱无力，垂死者，用上党人参三大两拍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热服，日再。其二为《奇效良方》之愚鲁汤，用上党人参银、银川柴胡各三钱，大枣一枚，生姜三片，用于治疗虚劳发热。其三为《十便良方》，用上党人参一两，鹿角去皮炒研五钱，为末，每服方寸匕，治老人痢疾不上，不能饮食。据此可以说明，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期间，仍视上党人参为地道正品。但是，当时上党人参已经严重匮乏。关于上党人参资源被破坏的记载，十分难得，以及应用产自真正人参主产区和使用进口人参的情况，李时珍作了细致记载：“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为辽参。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今皆属于朝鲜矣，其参犹来中国互市。”可见此期上党人参甚少而以辽参为主，其次为进口人参。
据《女真史》中有关“女真马市”的记载，永乐初，明朝在开原设马市，正统以后又另立抚顺马市。至万历初，明廷又决定，设清河、宽甸、叆阳等互市场所，此时交易十分活跃，交流的物资，在女真方面不只限于马匹，而多是当地的土特产，即各种兽皮、人参、松子、木耳等采集和狩猎物品。朝鲜人参也通过贸易途径进入中国。就是说，到了明代中、晚期，人参资源来源主要有上党人参、辽参和朝鲜人参，实际应用的以辽参为多。此期，“辽参”的产区及其含义有了扩大和发展。总之，明代的中国人参主产区明显北移，越过燕山而进入东北地区。实际上，女真人在东北长白山区采集的人参是明代药用人参的重要来源。
清代中国人参主产区分布在长白山，锡赫特山区
我国东北地区自古就盛产人参。靺羯族酋长。渤海郡王都曾向唐王朝贡献人参。明朝时代主要依靠“辽参”供做药用等等，说明东北地区出产的人参在药用历史上，早已确立了重要地位。
明朝时，现东北地区属女真族所辖，女真族中的一部分属于建州卫者，特称为“建州女真”。历史上，建州女真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发展较快，满族则以其为核心兴盛起来。建州女真所在地区，在今吉林省吉林市东南一带。据《柳条边纪》记载，建州女真吞并各部之后，对东边外山野江河的东珠、人参、貂、獭、猞狸、狲、雕、鹿、狍。鲟鱼、鳇鱼等，设官督办，每岁按时采捕，核其多少予以赏罚，或特遣大员督办，甚重其事。《大清会典》记载，清初，王以下公以上，许遣丁于乌拉地方采捕东珠、貂皮、人参。后来，对亲王、贝勒、将军等均额定去乌拉地方采集人参的人数。此处“乌拉”主要指“吉林乌拉”而言，吉林乌拉为满语，是“沿江”之意，其范围所指是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区的江河水系流经区域。
清朝统治者视长白山及其支脉是“龙兴之地”，视山野甚至一草一木至为“神圣”，为保证长白山区野生人参能长期供应皇族们享用，以防人参资源枯竭，曾对长白山区采取“封禁”政策；其后为严加控制，还执行“放票采参制”。“招商承办制”，直至乾隆十五年（1750）设立了人参垄断专营机构“官参局”，实行各种管理、专营人参的政策和制度。在官参局的文献中，对人参主产区记载得十分具体。如额尔敏河（今通化县二密河）、哈尔敏河（今通化县哈泥河）、刚山岭（通化县境内）、佟佳江（今通化头道江段之浑江）、三屯河（今柳河县境内三统河）、辉发河（今辉南县、桦甸县境内）区域，均为人参主产区。在盛京、吉林、宁古塔、三姓、珲春、拉林、阿勒楚喀等地设有官参局。这些史实充分反映清代人参主产区是在长白山区。及至清代中期，长白山及其支脉人参资源明显减少，主产区渐次北移，继张广才岭、完达山等人参新产区之后，乌苏里江以东的锡赫特山区及广大的三姓副都统辖区成为人参主产区。
但是，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腐败昏庸，中国逐步进入听任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咸丰八年（1858），俄国越英、法侵华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的时机，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又称《中俄瑷珲和约》）。继之，咸丰十年（1860）俄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即《中俄续增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上，强行划归俄回。从此，使中国新开辟的人参主产区——乌苏里江以东、锡赫特山区丧失殆尽。中国人参资源，随着大面积领土的丧失而骤然减少。清代后期，中国人参的产量及使用情况，也随着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定而进入空前低落时期。
为了弥补自然资源之不足，逐渐兴起了家植、家养的人参栽培活动。开始，采参人为了获得较大的收益，将支头甚小的野山参移植到能促使其快速生长的环境中，经过一段时问，培养成“移山参”；将得到的人参种子，播种到摹仿人参自然生长的条件下，使其生长繁殖。如此日积月累，长期总结成功经验，便较全面地掌握了人参生长习性，形成了“园参”栽培技术。有关资料证明，清代“园参”主产区，在长白山地带业已形成。
综上可知，清朝长白山区及其以北，直至锡赫特山区是中国人参主产区，但是资源急剧减少，尽管采取多种严加管理的措施，仍不能保证需求，随之在长白山区兴起了人参栽培业。
摘自：《中国人参》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