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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的药用价值被人类发现，其重要地位被肯定之后，需要量则日增。由于无计划无止境的索求，人参资源在乱采乱挖之下遭到严重破坏。在人参资源日趋减少、需用量却不断增长的矛盾中，为满足药用，则必须寻求新的途径。摆脱单纯依赖野生资源，确保人参供应的最好办法，就是变野生为家植，发展人参栽培生产事业。
古代中国人参栽培
从本草文献和历史书籍中，可以见到人参栽培史料，与我国历史上记载“人参生上党”是相并行的。当上党地区人参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不能保证需求时，人参栽培在上党地区已经开展。据《晋书.石勒别传》记述，出生于上党地区武乡的石勒（274-333），在其园圃中栽有人参。“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盛”。武乡于西晋时设置为县，位于今山西省榆社县北。晋及十六国时代，石勒称赵王，在历史上较有地位，这种在自家园中栽培人参的记述是可信的。石勒出身卑微，又有行商和征战的经历。只有在其有一定的地位之后，对其家乡上党地区主产的具有奇异疗效的人参，产生怀念之情，进而在其家园圃中栽培，除寄以乡情之外，更能保证其享用。人参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至少栽培五年以上才能保证药效，且对栽培条件要求十分苛刻，只有在较稳定的环境下，才能培植成功。石勒园中栽培的人参，应是在石勒具有相当的地位和较好的栽培条件下的产物。据此文字记载推算，中国栽培人参当始于一千六百余年前。
栽培人参的较为系统的资料在历史上尚未发现，但散见于文学作品或农业书籍中的记载却并不少见。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约881）《奉和袭美题达上人参药圃》一诗中记载了在药圃中栽培人参的繁盛情况，说明唐代人参栽培技术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善的水平。
宋代，在钦定文斋咏物诗选中，载有大诗人苏轼（1057-1101）《小圃人参》诗一首（陆、苏诗的全文见“中国人参文化”部分），苏诗中之“小圃”应是具有相当规模、专门栽培人参的药园。诗中对当时人参栽培现状情景交融的描述，反映出宋代对人参栽培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技术，达到可以在相当大的面积上种植人参的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移根到罗浮”的诗句，说明人参在罗浮山已安家落户，这在人参栽培史上是一个创举。
罗浮山，位于广东省东江的北岸，在北纬23℃～24℃之间，涉及今增城、博罗、河源各县市，呈东北一西南走向，长达一百余公里。主峰飞云顶高达1282m，是我国南方的名山之一。在博罗县城西北，多瀑布、泉水，风景幽美，道教称为“第七洞天”，东晋葛洪曾修道于此。前已述及，在世界范围内公认，人参在地球上分布于东北亚北纬33℃～48℃之间。在宋代，我国已能把人参移到北纬23℃～24℃间的罗浮山上栽培，这是人参栽培史上一大突破。人参在我国南方高山区的冷凉环境条件下生产，这与当代在云南、广西、福建等省区栽培人参获得成功，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元代，王帧著《农书》“农桑通诀”中，在授时篇里载有“授时图”，图中列有“耕参地”一项，指明耕参地应在农历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进行，可知此书把“耕参地”视为栽培人参的重要措施。王须为元代著名的农学家和活版印刷术的改进者，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间，在旌德。永丰做县尹时，提倡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和改良农具，撰写《农书》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其中反映出大面积栽培人参的农事活动及其具体要求，说明元代在人参栽培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明代，上党地区已无人参可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当时，为了保证药用所需，便积极组织人参货源，大量输入辽参，达到“今所用者皆为辽参”的水平。除了辽参以外，栽培人参也供应医疗所需。李时珍记载人参“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如种菜法”加以生产。明代用人参种子繁殖来发展人参栽培事业，是人参栽培史上的一大进步。《本草纲目》所反映的人参栽培季节与现代人参栽培的“参时”规律，颇有相近之处。而“如种菜法”的记述虽嫌简略，但在农作物栽培中，历来以蔬菜种植技术甚为精细，借此可以了解，明代人参栽培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清代中国人参栽培
清代，中国人参产区集中在东北地区，清朝统治者视长白山地区为其祖居宝地，对产于长白山的人参视为奇珍。为了垄断人参的采集和经营，清朝统治者曾采用“八旗分山采参制”；后来实行“封山政策”。“放票采参制”、“招商承办采参制”。但始终未能解决人参资源迅速破坏、药源十分紧缺的问题。为了弥补自然资源之不足，逐渐兴起了家植、家养人参的栽培活动。但是，清朝上
下统治者均视园参（又称“秧参”）为“充货”、伪品，使之处于被“剿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清代栽培人参的正面资料很难见到。以下引述清地方官员的关于验收人参和清剿栽培人参活动的报告，即可了解清代人参栽培业的一斑。
嘉庆十五年(1810),内务府对缴纳到中央部门供最高统治阶层应用的人参，在验收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写到：“上次验收官参，系会同稽查御史，令各该解员眼同拆封，并填传经纪铺户人等认看。”所验结果是：“宁古塔秧参尚止一斤有余，盛京十居其六，吉林至好参不及一成。盛京四等以上参，六斤内亦有秧参二斤；吉林四等以上参三斤二两，大枝参十两竟全系秧参。”可知，在清代的中、晚期，人参栽培业已相当发达。但是，清朝统治者及其爪牙们视栽培人参为大敌，采用极为愚昧而野蛮的手段，对人参栽培业进行摧残。例如，嘉庆十五年（1810）八月，吉林将军赛冲阿向清朝当时最高统治者陈奏：“至秧参一项因数年以来未能查明杜绝，是为作伪，纷纷混杂充斥，兹钦圣训，大张告示，不准掺和交官，查出定予严咎，即民间买卖不犯，亦所必惩，悼商民共知秧参为违禁之物，买者不徒费资财，卖者亦不敢公然出售，正本清源，询为杜绝秧参之良法。”赛冲阿如此按“圣训”查禁秧参，实为徒劳之举，人参栽培业仍在按市
场需要，在深山僻壤渐次发展，他在陈奏中哀叹：“吉林等处近年栽种秧参肆行无忌，”在盛京境内“明目张胆，毫无畏惧”。“不但在境内培养，并有沿及附近山场之处”。这本是人参栽培趋向普及、人参药源有所保证的重要历史过程，值得欣喜和赞赏的新局面，然而，清朝统治者们对此却十分愤恨和恼怒，竟严令地方官员不择手段地对人参栽培业加以查禁、摧残和打击，乃至发展成“往往官役带兵清沟，用火焚烧”。赛冲阿亲临查验焚烧。捣毁人参栽培现场后，给清廷的奏折中写到：“带同兵先在吉林迄东距城二千余里的营城于地方，查有烧毁棚厂一处，其栽参棚于地基尚可辨认。”“又于乌鸡密西北川、干沟子、鸡冠崖等处，共查有烧毁棚厂四处。”“查得东路亮子山等处共有拆毁栽参棚厂六棚。‘喧得上江辉发河等处共有已毁参棚厂五处。”这些资料显示，此期人参栽培事业已有大面积的发展；赛冲阿向清廷的奏折，已成为摧残人参栽培业的罪恶记录。
在人参栽培业势不可挡地快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规模经营，出现了大面积栽培人参的“人参营”。至清代后期，秧参的产量日渐超出野生人参，吴其浚（1789～1847）在《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秧参不仅供国内需要，而且部分销往国外。至光绪七年（1881），清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已无力官办参业，在野生人参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吉林将军铭安请求清廷“弛禁秧参，与诸草药分别抽收税课”，“筹办经费，安插流民”。清政府批准了铭安的请求，摧残人参栽培业二百余年的愚蠢行为方得到解除。在长白山区对人参栽培“开禁”，并借以扩大清政府财源（征税）的情况，见于辽宁省宽甸县振江乡石柱子村的《爽公德政》碑上。碑文记载了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之前，这个地区的人参栽培业早已形成特有的产业（现在仍有“石柱子参”商品投放市场），是维持当地居民生计的重要财源。但在纳税中，贪官污吏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因而发生了民告官的斗争。上层统治者为平息民愤而实行了“德政”，便出现了这“颂德”石碑，留下了真实的史料。
清代医家唐秉钧撰《人参考》中记述的“秧参”栽培方法相当先进，有些栽培技术至今仍在应用：在栽培人参的参园内先“掘成大沟，上搭天棚，使不日，以避阳光，将参移种于沟内，二三年内始生苗，将劳掘出倒栽地下，以其生殖力向下，故灌芦头，使其肥大，以状美观，七八年间即长成”。“种参之圃名曰参营，凡三种：一为苗圃，发参苗用；一为第一本圃，发苗后移种用；一为第二本圃，移栽三年后再行移栽用。地址择向阳斜地面，每圃垒士为畦，高二尺，宽五尺，用质软、色黑的腐殖土，施以牛马粪，搅周有细，每畦距三尺，以资排水，而便人行。每畦周围树木架，盖上木板，前高后低，以便流水，称板子营。每年可在春秋雨季揭板向阳三五次，放雨一二次，皆有程期”。对人参施肥也有较细致的记载：用“人粪尿。木灰、堆肥，每亩地用木灰五六百两，堆肥三四百斤，人粪尿四五百斤。用三分之一做基肥，另三分之二做补肥，分三四次施之，以助其生长”。《人参考》中所述诸多人参栽培技术，是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记载。
解放前的中国人参栽培
解放前的中国人参栽培业，在吉林省通化地区甚为兴盛，陈福增等编著的《抚松县人参志》中反映，民国初年抚松县有栽培人参专业户470余家，年产人参35000kg，占全国产量的70％。据《抚松县政概况》记载，民国七年（1918）全县产干品人参达200000kg，抚松县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人参之乡”。 1929年，抚松种植面积达400 oh。，种参户有700多户，产水参700000kg，约折合干参200000kg。民国十七年（1928），《辑安县志》载：“园参为人工栽培者，选山坡地作畦，每畦宽三尺六，长二支五，秋末播种，明年初夏苗长。畦边相间置木桩，上盖苇帘，宽五尺，避日光，并遮大雨。畦上土常松，不令生草。越二年另垦生地作畦，仍于秋末我之。越二年再垦生地栽之，此曰小中货。越二年另栽，曰大中货，再栽二年，仍旧法移植，曰大货，又越二年即可出售。”一个栽培周期，大约需8～10年，此与当今“石柱子参”、“边条参”的栽培过程相近。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并建立伪政权后，实行法西斯统治，为打击抗日力量，在山区强制推行“集团部落”，合并村屯，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使长白山区人参业大受摧残，急剧衰落，到1935年，抚松县园参产量下降至140000kg，人参业逐渐走向破产。1938年，日本人写的《长白山综合调查报告》中载，抚松县全县仅产园参6000 kg。 1940年产量有所回升，各种人参总产量为13000 kg，1944年产水参87500kg（约合干品人参25000 kg）。
摘自：《中国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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