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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发现人参的药效及其应用价值，在防病治病中不断加深对人参的认识，人们就逐渐重视对其进行科学观察与研究工作。这里着重介绍我国古代学者对人参的感观了解和真伪鉴别等方面的内容。
在本草学专著中，对人参产地及一般质量情况有较多的记载，与此同时，对人参外观性状、内在质量及鉴别方面亦有涉及。
东汉时期，除在人参应用上有重大进展之外，在真伪辨认方面也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个时期（约85～162年间）的哲学家王符在其代表作《潜夫论》中，有一段运用医药知识与选才用贤相比较，做出极富哲理的论述：“夫理世不得真贤，譬犹疾不得真药也。疾当得真人参，反得萝藤，已不识真而饮之，病浸以剧，不知为人所欺也。”（《太平御览》卷九九一，药部八，影印本，第4385页）《潜夫论》是揭露时弊，论其得失，反对锻纬迷信，斥责官吏豪强奢侈浪费、迫害人民行径的著作。本段文字把真贤与真药相并论，尤以人参为例，强调治病应当用真人参；为此，首先需要辨认真伪，若辨认不清，以萝丽作人参应用，病情加重，还不知道受了欺骗。王符论的是高层统治者对下属不辨真贤与庸才所造成的危害，却充分反映出东汉时代对人参药用价值认识的深刻程度。这种富有理性的论述，说明东汉时代我国对人参鉴别真伪的问题，已经达到相当普及的水平，以物寓理，已被人们深刻理解和接受。因而三符之论不只是哲理，在人参科学研究史上也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古代，人参生上党及辽东早已是历史定论，而就其植物学特征、生境条件及伴生植物等特点，至少在南北朝时已经相当清楚，梁代陶弘景引用高丽人作“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北宋时代苏颂在《本草图经》中对人参不同生长期的特点做了细致的描述：人参“初生小者三四寸许，一桠五叶；四五年后生两桠五叶，未有花茎；至十年后生三桠。年深者生四桠，各五叶。中心生一茎，俗名百尺杵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根如人形者神。”对人参的加工方法，与《名医别录》中记载者基本相同。加工用竹刀刮皮，暴干。产品相当于现代的“白干参”。在人参鉴别上，苏颂也有独到的记载：人参来自于“泰山出者，叶干青，根白。殊别江淮出一种土人参，苗长一二尺，叶如匙而小，与桔梗相似，相对生，生五七节。根亦如桔梗而柔，味极甘美。秋生紫花，又带青色。春秋采根，不入药。本处人或用之。”把人参与当时民间偶尔使用的“土人参”之间的区别，叙述得非常清楚。关于人参内在质量问题，苏颂非常生动地记载了通过人体进行试验的情况，可以认为，这是第一次有关人参的民族药理学的报道。谓“欲试上党人参者，当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之，一不与，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其人参乃真也。”继苏颂之后，寇宗爽在11I6年完成的《本草衍义》中，记载着上党人参与高丽人参之间的区别：“人参今之用者，皆河北榷场博易到，尽是高丽所出，率虚软，味薄，不若潞州上党者味厚，体实，用之有据。”可见在寇宗爽时代，普遍使用高丽人参，这些人参大多是通过易货交流所得，它们都是虚软。味薄的商品，其质量远不如上党产者。当时，还能采集到上党人参：“根颇纤长，不与榷场者相类。根下垂，有及一尺余者，或十歧者，其价与银等，稍微难得。”可见上党人参以根细长为其特征，此点与当时的高丽人参相比，是最显著的区别。这种整体极长、体形美观的人参，在寇氏时代仅是“稍微难得”，说明在11世纪及其以前，上党人参供应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关于伪品人参的特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载有很细致的观察与研究，谓人参“伪者皆以沙参、荐茵、桔梗采根造作乱之。沙参体虚无心而味淡，芥尼体虚无心，桔梗体坚有心而味苦。人参体实有心而味甘，微带苦，自有余味，俗名金井玉阑也。其似人形者，谓之孩儿参，尤多赝伪。”该氏还特别指出：宋代苏颂《本草图经》：“所绘潞州者，三桠五叶，真人参也。其滁州者，乃沙参之苗叶。沁州、兖州者，皆芥尼适之苗叶。”此图保存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之中。李时珍还特别指出：《本草图经》所记载的“江淮土人参考，亦芥尼也”是准确的，因为“今潞州者尚不可得，则他处者尤不可信矣”。
李时珍还记载了另外一种作伪的狡诈作为：“近又有薄夫以人参先浸取汁自啜，乃晒干复售，谓之汤参，全不任用，不可不察。”可知，明代制造人参伪品的情况已是相当严重。
清代人参资源锐减，又由于实行封禁政策，摧残人参栽培事业，使人参的供应更为紧张，制造人参伪品的情况也更加复杂和严重。唐秉钧在《人参考》中，开篇即谓“参当辨识防害”。并深入论及“人参价贵，我等士人寒素者，多澹泊自甘，非以人参为常食之物。然或有时进以奉亲，有时自需调摄，或入场科举携备”，“偶见，难分玉石，向有以短接长者，谓之接货；以小并大者，谓之合货。必先用水潮过，原汁已出，又用粉胶黏扎。蒸烘做成。其力薄而易变，固不待言。又有薄夫，以参汤泡自啜，乃晾干烘燥，做色，复售，谓之汤参”。《人参考》刊于1778年，可知，清代乾隆（1736～1795）后期，人参伪品作乱已经到了相当普遍而又有“专业”加工的程度。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长期战乱，中医。中药研究处十停滞状态。1929年以政府名义通过的《废止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使中医药事业遭到更为残酷的打击。但是，中医。中药具有深厚的民族根基，中华民族需要它，有志之士继承和发扬它，显示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1931年，著名生药学家。本草学家赵橘黄教授的《中国新本草图志》问世，其第一卷第一册详述了甘草、黄芪，第二册于1932年出版，全面系统记载了人参。朝鲜人参。东洋参、西洋参的植物形态，栽培方法，生药性状，内部构造等内容，并结合历代本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附图141幅，并有人参原植物彩色图。赵氏以本草学为基础，以彼时生药学研究成果为骨干， 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前关于人参科学成就做了一次全面总结，是以先进的学术思维和科学方法对中国人参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历史记录。后人称赞该书，是继李时珍父亲李言闻所著《人参传》之后的近世人参巨著。
摘自：《中国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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