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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李学军、路政民
 经考证，集安园参栽培历史，起源于清朝部落时期，至今最少有400余年，其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集安新开河流域（也是满族的故乡。“新开”满语字音“兴格别”，口语兴该，意译为多、丰富），有9条支流和河谷组成，域内山高坡陡，杂木林纵生，流域面积766．4平方公里，河长70公里通向浑江联结通化县，横长50余华里，方园内均系椴树、桦树、榆树等本木林。林中多有开垦遗迹，建国初期，这些开垦遗迹经林业部门技术员鉴定确认480余年的历史，即公元1522年（明嘉靖年）。
二是地名的起源。明末清初集安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中原明朝的统治，归属清朝部落通领，其地名是根据其历史、自然形态、物种、人居等的衍生派生出来的，如境内诸多的八宝、山、沟，即为采到八两以上的山参，或换取八个元宝而得名；爬宝山、村、坡、沟，棒槌园子等则是种植人参而得名；挂牌岭、大路则是封禁之前，进入区域验明身份的关卡；腰营则是对挂牌营参的兵营统称。这些名称的产生几乎多在清天命之前（161年），清朝部落通领，即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后），集安市这样的名称18个之多。
三是集安山参移植园田栽培，有史可考的是从顺治末康熙初开始。到了道光20年（184年），新开河的下游（如霸王朝、财源子、花甸子、柞树村）、苇沙河流域（如头道崴子。苇沙河、粒子沟和腰营一带）相继出现了新的参户，并拥有一批较大规模的参园，有东升村郭俊清、东明村姜三爷（绰号）、光明村杜永吉、兴安村曲武南等共有园参13，700帘。十年之后，即道光30年（1850年），又出现了一批大参园，有东升村田少玉、荒崴村马绍明、李俊思、张白毛（绰号）、裕盛东（商号），兴安村蔡克绍、同仁堂（安东支号）等共有人参9，500帘。到了光绪6年（1880年），新出现六家人参户，共有人参13，100帘。
四是《奉天通志》（卷一百十）载：“亦有下山移植参营者，名日移山参营。俗呼棒槌营，乃种参区。所产，名秧子参。道、咸前，参营亦在禁例，往往官役带兵清沟，用火焚毁，自征税后无此患矣。”道光年间，我通化属兴京厅，沿富尔江、新开河和佟佳江（即头道江江南）一带和大小庙沟山谷里，已出现棒槌园子。到了光绪3年设通化县时，参园日盛。《辽海丛书》中的《沈故》卷三参园篇载：“通化县山内参园极多，连畦布子，灌溉如菜蔬，夏则张芦席，以障炎日，八九年后则撷而市，诸肄俗称秧参者是。”《长白征存录》说：“参园甚多，名曰秧参。以十二年成参为上品，次者八年。参芦之涡，俗呼灯碗，一年生一个，确有明证。”
五是人参习性，喜深山背阴的林荫湿润处，依天然山林生存，与山林共命运，森林毁则人参绝。长白山南坡森林，因清末与日本鸭绿江采木公司订立合同，掠夺式采伐结果，几乎将山林剃光。金川、龙岗开禁之后，木商源源涌来，营参者日多，兼之山饥民云集，滥砍盗伐很严重，原始森林所存无几。至此，山参如不参园化，将导致绝迹，于是山参园植已成为必然趋势。
六是山参幼苗移植，与作畦籽播，所产参曰海货。蹲树、秧移、移参，虽质体与野生山参相差，但仍不失人参延续之真传。通化境内（集安岭后区域）出产过大山参，《柳边记略》中说：“相传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两，献于朝，后绝不得。’哪时是十六两为一斤（即500克），不要说二十二两，现在上两的山参也已少见了。所以园参生产实在是山参的延续，也不失之为世间的稀珍！（境内曾有康熙碑：传清末民初，外岔沟老边墙附近曾立有康熙巡视碑一块，亦有传是康熙巡视时所立，现已无存。）
长白山区清乾隆中期（公元1785年前后），创夫（挖山参的人）在窝棚前后用原土培养山参，到同治年间，有参园出现。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到清同治末年（公元1874年）的200余年中，清政府把长白山区作为祖先发祥地加以保护，划为禁区。但是山东、河北破产农民偷入长白山者不下万余人，加上道光25年（公元1845年）韩边外人侵，用武力控制现今的集安等大部地区，统管人参种植园，就汤河大房子每年收额为一万三仟两之多，其中的园参就能占六仟两，所占比例近50％，可见当时的园参生产，逐渐形成产业化。民国二、三年价格上升，销路较广。
以上证明，集安栽培人参至少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如果说上党人参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集安人参的历史至少有1700年，集安新开河边条参栽培历史至少有400余年历史。人参的应用与发展是集安继承中华民族伟业，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一个重要贡献。
摘 自：《人参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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