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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參原出上黨和遼東
關於我國人參主產區，由於歷史久遠，在文獻中有著多種多樣的記載。我國第一部本草學經典著作《神農本草經》中，對人參主產區僅以「出山谷」加以概括。
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中，對「參」字的演變有詳細記述。該書完成於安帝建光元年（121），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書，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字書之一。在此書「參」字之下謂：「參，人參，藥草，出上黨」。這是文獻中對人參主產上黨的最早記載。
南朝齊梁時期，陶弘景（456∼536）撰寫的醫藥學專著《本草經集注》中，對人參的記載為：「人參微溫，無毒……一名神草，一名人微，一名土精，一名血參，如人形者有神。生上黨及遼東」。陶氏是歷史上著名的本草學家，在其著作中，對每味中藥的產地、鑒別、加工、貯藏、配伍。禁忌及附方等都有專門記述。該書明確記載，中國人參「生上黨及遼東」，從人參史角度而言，其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是極為重要的。
上黨，即上黨郡。戰國時期由韓、趙各置一郡，以後韓郡併入趙，直至秦代，這一設置仍然存在。上黨郡的郡址設在壺關（今山西長治市北），至西漢遷到長子（今山西長子西）。上黨郡所轄區域相當於現在山西省和順、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東地區。這一地區在南北朝時期改稱潞州。
潞州，在南北朝之北周宣政元年（578）設置，州址在襄垣；隋朝開皇時移到壺關。及至唐朝，州址移到上黨（今長治），再次稱為上黨郡。管轄相當於現在的山西省長治、武鄉、襄垣、沁縣、黎城、屯留、平順、長子、壺關及河北省涉縣一帶。至宋朝崇寧將潞州上升為府，稱為隆德府。到了金代，又恢復潞州之稱。明代嘉靖年間再度升為府，又稱為潞安府。
由於歷史上先有上黨郡，後將其改稱潞州，在朝代更迭中，其州名、州址及管轄區域等又幾經變遷，故在歷史文獻（特別是非歷史、地理文獻）上，對上黨、潞按一地異名相待。在這個地區所產的人參，結合產地命名，便有歷史上的「上黨人參」（「上黨參」）、「潞州人參」（「潞州參」）之稱。其中，以「上黨」命名者，在文獻中較為多見。後世不識本草知識與歷史地名更迭者，無視我國應用人參久遠的歷史，輕言上黨人參（上黨參）即指現代所稱桔梗科植物黨參的根，且被國外某些學人所引用，並妄加臆斷，藉以否定中國應用人參的歷史。對此，應當予以澄清（宋承吉，1984）。
遼東，戰國時代燕國之郡名，郡址設在襄平（今遼陽市）。東漢安帝時「分成遼東。遼西兩郡，由遼東屬國都尉管理，治所設在昌黎（今義縣），轄區相當於今遼寧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帶。西晉時代，遼東又改稱遼國。十六國的後燕末期入高句麗北燕時又設置遼東郡，轄境相當於今遼寧省西部。
顯然，古代所稱的遼東和遼東參（遼參），與清代以後對產於長白山區的人參偶稱其為「遼東人參」的概念，有著本質的不同。
宋代唐慎微所撰《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簡稱《證類本草》），在人參項下引錄陶弘景關於人參的註釋：「上黨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國所獻即是，形長而黃，狀如防風，多潤實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濟者，形細而堅白，氣味薄於上黨。次用高麗，高麗即是遼東。形大而虛軟，不及百濟。百濟今臣屬高麗，高麗所獻兼有兩種，止應擇取之爾。實用並不及上黨者，其為藥切要，亦與甘草同功，而易蛀蚛。惟內器中密封頭，可經年不壞。人參生一莖直上，四五葉相對生，花紫色，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明，欲來求我，椴樹相尋。』椴樹葉似桐甚大，陰廣，則多生陰地，采作甚有法。今近山亦有，但作之不好。」
《太平御覽》記載：「慕容皝與顧和書曰：「今致人參十斤。」慕容皝（297∼348）是前燕國國君，鮮卑族。前燕國是在遼河流域建立的部落國家，慕容皝在位時，不斷擴大領土，招徠流亡農民耕種，成為現東北地區強大的割據政權，後遷都龍城（今遼寧朝陽）。前燕與晉朝在維持良好關係期間，慕容皝曾向晉朝尚書令顧和贈送人參。這段歷史記載足以反映出：當時燕國統轄區域與遼東參產區相當，所贈者即為「遼東人參」（簡稱「遼東參」或「遼參」）。這與陶弘景所記載的人參主產區完全一致，此是入參「生上黨及遼東」的又一佐證。
從《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中收載的陶弘景對人參的註釋，可以看出，陶氏對人參的分佈區域、原植物特證、生態環境。質量和收藏方法，都有非常準確的認識。在1400多年以前，我國所用人參已不只是產於上黨者；應當特別強調指出，歷史上遼東（現遼寧省的西部）產的人參在藥用上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綜上所述，自《神農本草經》問世，至陶弘景編撰《本草經集注》，其間歷經六七百年，關於我國人參主產區已經十分明確，上黨人參和遼東人參分別分佈在相當於現今的山西省南部和遼寧省的西部地區。
唐代中國人參主產於太行山、燕山綿延地區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和對外交流的全盛時期。許多外域出產的藥物大量引入，新發現和應用的中藥大增，原有的本草著作已遠遠不能滿足醫藥下業發展的需要，有識之士深感應當修改。充實已有的本草著作。唐朝顯慶二年（657），由蘇敬（即蘇恭）向朝廷上書，提出重新編修本草的建議。經朝廷採納後，組織當時著名的醫藥學家和官員共22人，以朝廷名義「上稟神規，下詢眾議，普頒天下，應求藥物。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鹹萃。遂乃詳探秘要，博宗方術」。於是全力以赴地編寫具有國家級水平的《新修本草》（即《唐本草》）。而且，採取非常嚴謹的編寫方法，「考其同異，擇其去取，鉛翰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綺煥，備庶物之形容」，實現了「征天卜郡縣所出藥物，併圖書之」的目標。歷經兩年，於顯慶四年（659）完成，使《新修本草》的科學價值、歷史價值、應用價值達到空前水平，直至現在，國內外公認該書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藥典。其中對於我國人參的主產區有極
為準確的記載，除歷代記述的人參「出上黨及遼東」以外，還明確指出：「今潞州、平州、澤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並出，蓋以其山連亙相接，故皆有之也。」
將唐朝行政區劃、地名與現代地圖相對照，明確各州的位置，可繪出唐代人參主產區圖（宋承吉，1986）。各州相當於現代的轄區是：
潞州：參見前述「自古中國人參出上黨和遼東」有關內容。
平州：唐代轄境相當於今河北省長城以南地區。
澤州：唐代轄境相當於今山西省東南部沁水、陽城、晉城、高平、陵川等縣。
易州：唐代轄境相當於今河北省內長城以南，安新、滿城以北，南拒馬河以西。
檀州：唐代轄境相當於今北京市密雲縣一帶。
箕州：唐代先後更名為儀州、遼州，轄境相當於今山西省左權、和順、榆社等縣。
幽州：唐代轄境相當於今北京市及所轄的通縣、房山、大興和天津市武清，河北省水清、廊坊等地。
唐代我國人參主產區分佈在中條山以北，管涔山和呂梁山以東，大馬群山以南，在太行山、太岳山、五台山、軍都山、燕山綿延地區。以現代行政區劃而論，唐代人參主產區分佈在相當於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以及河北省西部和北部地區。
宋代中國人參主產區向我國東部擴展
我國歷史上的古國名、朝代名、國號稱「宋」者，共有五個，通常人們所熟知的宋代，是指公元960年趙匡胤（宋太祖）所建之國號，史稱北宋。宋建國之初，其疆域很大。只是北部有遼的興起、擴張、則漸形萎縮，北疆以今天津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關一線與遼接界。顯然，北部燕山山脈、遼東、遼西等歷史上的人參主產區被遼所佔，宋則不能自主地採集應用這一地區的人參。根據《本草圖經》（即《圖經本草》）、《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等名著記載，宋代我國人參主產區較唐代向東擴大，伸展到黃河以東地帶，一直綿延至秦山山區。即我國宋代人參主產區分佈在相當於現代的山西、河北、山東地區。從總體上看，宋代人參主產區範圍大體上與唐代相近，並向東部擴展。根據醫籍和本草著作記載，宋代應用人參情況仍然居高不下（處於持續期）；從組方水平分析，可以超過唐代，對人參的需求量有增無減。為解決人參藥源問題，宋代還大力發展陸上和海上的人參貿易。此時人參的進口渠道，陸路是邊境民族間的榷場互市，海外則靠港口貿易。
與宋朝並立，在東北地區有遼（其國號曾兩度稱為「契丹」）興起。據《契丹國志》卷二二《四至鄰國地理遠近》記載：「次東南至五節度熟女真諸部共一萬餘戶。……所產人參、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豬苓、白布等物，並系契丹樞密院所營，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餘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里。」女真史載之「東京」，即今之遼陽。所述數百里的所在範圍為今鴨綠江流域，史稱鴨綠江女真或五節度女真（參見孫進己等《女真史》，1987）。顯然，五節度熟女真諸部一萬餘戶分佈的地區是長白山南系的山區。女真人採集的人參與宋朝開展物一物交換，進行原始的貿易活動。因而，宋代已經在間接地開發和利用長白山區主產的人參資源。
隨著北方金的興起，宋與金的人參貿易活動十分活躍。其後，1125年金滅遼，並大舉南侵，1226年滅北宋。退到南方的宋代勢力繼續維持其統治地位，史稱南宋。此時的人參主產區全部丟失，南宋所需人參主要依靠海路，由當時的高麗進口人參。
元代統治者雖然可使其疆域空前擴大，歷史上的人參主產區也包容在其國土之內，但是由於殘酷的民族壓迫和不停息的征戰，使元代的經濟和醫藥事業發展處於歷史的低谷期。
明代中國人參主產區明顯北移
明代初年，其疆域很大，東北達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北到外興安嶺以北地區；其後退縮到遼河流域。李時珍（1518∼1593）在《本草綱目》中非常重視「人參生上黨及遼東」的論點，在人參附方中，有三處出現「上黨人參」之名，其一為《李絳兵部手集方》，治反胃嘔吐，飲食入口即吐，困弱無力，垂死者，用上黨人參三大兩拍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熱服，日再。其二為《奇效良方》之愚魯湯，用上黨人參銀、銀川柴胡各三錢，大棗一枚，生薑三片，用於治療虛勞發熱。其三為《十便良方》，用上黨人參一兩，鹿角去皮炒研五錢，為末，每服方寸匕，治老人痢疾不上，不能飲食。據此可以說明，李時珍編著《本草綱目》期間，仍視上黨人參為地道正品。但是，當時上黨人參已經嚴重匱乏。關於上黨人參資源被破壞的記載，十分難得，以及應用產自真正人參主產區和使用進口人參的情況，李時珍作了細緻記載：「上黨，今潞州也。民以人參為地方害，不復採取。今所用者，皆為遼參。其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今皆屬於朝鮮矣，其參猶來中國互市。」可見此期上黨人參甚少而以遼參為主，其次為進口人參。
據《女真史》中有關「女真馬市」的記載，永樂初，明朝在開原設馬市，正統以後又另立撫順馬市。至萬曆初，明廷又決定，設清河、寬甸、靉陽等互市場所，此時交易十分活躍，交流的物資，在女真方面不只限於馬匹，而多是當地的土特產，即各種獸皮、人參、松子、木耳等採集和狩獵物品。朝鮮人參也通過貿易途徑進入中國。就是說，到了明代中、晚期，人參資源來源主要有上黨人參、遼參和朝鮮人參，實際應用的以遼參為多。此期，「遼參」的產區及其含義有了擴大和發展。總之，明代的中國人參主產區明顯北移，越過燕山而進入東北地區。實際上，女真人在東北長白山區採集的人參是明代藥用人參的重要來源。
清代中國人參主產區分佈在長白山，錫赫特山區
我國東北地區自古就盛產人參。靺羯族酋長。渤海郡王都曾向唐王朝貢獻人參。明朝時代主要依靠「遼參」供做藥用等等，說明東北地區出產的人參在藥用歷史上，早已確立了重要地位。
明朝時，現東北地區屬女真族所轄，女真族中的一部分屬於建州衛者，特稱為「建州女真」。歷史上，建州女真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發展較快，滿族則以其為核心興盛起來。建州女真所在地區，在今吉林省吉林市東南一帶。據《柳條邊紀》記載，建州女真吞併各部之後，對東邊外山野江河的東珠、人參、貂、獺、猞狸、猻、雕、鹿、狍。鱘魚、鰉魚等，設官督辦，每歲按時采捕，核其多少予以賞罰，或特遣大員督辦，甚重其事。《大清會典》記載，清初，王以下公以上，許遣丁於烏拉地方采捕東珠、貂皮、人參。後來，對親王、貝勒、將軍等均額定去烏拉地方採集人參的人數。此處「烏拉」主要指「吉林烏拉」而言，吉林烏拉為滿語，是「沿江」之意，其範圍所指是松花江上游長白山區的江河水系流經區域。
清朝統治者視長白山及其支脈是「龍興之地」，視山野甚至一草一木至為「神聖」，為保證長白山區野生人參能長期供應皇族們享用，以防人參資源枯竭，曾對長白山區採取「封禁」政策；其後為嚴加控制，還執行「放票採參制」。「招商承辦制」，直至乾隆十五年（1750）設立了人參壟斷專營機構「官參局」，實行各種管理、專營人參的政策和制度。在官參局的文獻中，對人參主產區記載得十分具體。如額爾敏河（今通化縣二密河）、哈爾敏河（今通化縣哈泥河）、剛山嶺（通化縣境內）、佟佳江（今通化頭道江段之渾江）、三屯河（今柳河縣境內三統河）、輝發河（今輝南縣、樺甸縣境內）區域，均為人參主產區。在盛京、吉林、寧古塔、三姓、琿春、拉林、阿勒楚喀等地設有官參局。這些史實充分反映清代人參主產區是在長白山區。及至清代中期，長白山及其支脈人參資源明顯減少，主產區漸次北移，繼張廣才嶺、完達山等人參新產區之後，烏蘇里江以東的錫赫特山區及廣大的三姓副都統轄區成為人參主產區。
但是，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腐敗昏庸，中國逐步進入聽任帝國主義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咸豐八年（1858），俄國越英、法侵華聯軍進攻天津、威脅北京的時機，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又稱《中俄璦琿和約》）。繼之，咸豐十年（1860）俄國又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即《中俄續增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上，強行劃歸俄回。從此，使中國新開闢的人參主產區——烏蘇里江以東、錫赫特山區喪失殆盡。中國人參資源，隨著大面積領土的喪失而驟然減少。清代後期，中國人參的產量及使用情況，也隨著喪權辱國條約的簽定而進入空前低落時期。
為了彌補自然資源之不足，逐漸興起了家植、家養的人參栽培活動。開始，採參人為了獲得較大的收益，將支頭甚小的野山參移植到能促使其快速生長的環境中，經過一段時問，培養成「移山參」；將得到的人參種子，播種到摹仿人參自然生長的條件下，使其生長繁殖。如此日積月累，長期總結成功經驗，便較全面地掌握了人參生長習性，形成了「園參」栽培技術。有關資料證明，清代「園參」主產區，在長白山地帶業已形成。
綜上可知，清朝長白山區及其以北，直至錫赫特山區是中國人參主產區，但是資源急劇減少，儘管採取多種嚴加管理的措施，仍不能保證需求，隨之在長白山區興起了人參栽培業。
摘自：《中國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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